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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章（第1页）

但爱玲又是一个十足的女孩。她的母亲美丽时髦，常爱做许多衣服，父亲免不了嘀咕：“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小爱玲却在母亲试新衣时，仰脸细瞧，羡慕万分，简直有些等不及要长大。便发出了小女孩般的女性宏愿：“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

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新派女性。她对张爱玲的影响是一种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尽管童年时她并没有给小爱玲多少母爱，唯一表示母女之情的却是在她睡醒时，将小爱玲抱至她的被上，让还不太省事的爱玲背唐诗，认方块字。于是，就在铜床边，锦被上，张爱玲开始了她的识字生涯。

后来，母亲与姑姑一同留洋学画，爱玲便独自在大宅中看着另一出生活。父亲将早已在外娶留的姨太太接进了宅门。

小爱玲便在一派大观园似的歌舞升平，风月欢场里长到了八岁。

八岁那年，她随家搬到上海，母亲也由法国赶回。父亲决心痛改前非，遣走姨太，戒掉鸦片，父母重归于好。这段时间里，母亲的西式教养给了小爱玲很大的熏陶。“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受过西洋教育的母亲期望将女儿教育成洋式的淑女风度，教爱玲画图画，配色，还弹钢琴学英文，培养书卷般的伤感，为一朵夹在书中的花而哭泣，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而欢笑。

这是一段完美的家庭生活，只因极其短暂，而留给了张爱玲童年中最美好的记忆。

终于，父母因不和协议离婚。母亲又独自去了法国。张爱玲又跟着父亲一并回到了那个如同老式旧棉靴样的温暖却又滞旧的家庭环境里。这个家庭里不再有奇异的西方文化的鲜活，只有东方文化中厚重沉沉的鸦片，教“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连整个空气都是懒洋洋灰扑扑，缭绕在鸦片的云雾里，各式小报散乱地摊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交谈的是亲戚间的笑话，整个是一杯下午的陈茶，在淡而无味的感觉里，有一种沉下去的昏睡的慵懒。这样的陈旧生活，使曾经受了母亲开明熏陶的小爱玲有了分外触目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影响到她的后来，并由她的天才之笔，转绘到她那些成名的小说里。

在这种旧式的生活里，小爱玲苦闷异常，她常凭窗而望，思想却兀自为自己安排了远大的前景：“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这样的前景，无疑是既浪漫而又实际，远大而又具体，从中可见张爱玲思想中平实而又峻峭的两面。

在上海读中学时的张爱玲，已是颇具才华早熟的女学生。

她的写作生涯最初应是在七岁左右。写的是一个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一个小康之家里发生的姑嫂相斗又相杀的故事。写至一半便不写了，又另起炉灶写一篇历史小说，开头便是“话说隋末唐初时候”，用的是一种旧帐簿上的空页，簿子既宽又短，分成上下两截，淡黄色的竹纸上印着红条子，煞有其事。这小说得到了亲戚的喝彩：“写起‘隋唐演义’了。”

张爱玲因喜欢那个轰轰烈烈呈橙红色的时代而写，并没有更深的目的。九岁时，便开始向报社投稿。第一次得的稿费是投了一幅漫画，给英文大英晚报，得了五元稿费。大人们让她买些本子、字典等留作纪念，但爱美任性的小爱玲便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后来又因为家庭的苦闷，心绪的低沉，在十二、十三岁时，又写了一篇名叫《理想中的理想村》，用以寄托她梦幻的理想。虽然这些小说不免受当时所谓新台阁体——言情小说的影响，但从中可见张爱玲的文笔已是十分明丽与畅达：“在小山的顶上有一所精致的跳舞厅。

晚饭后，乳白色的淡烟渐渐地退了，露出明朗的南国的蓝天。

你可以听见悠扬的音乐，像一幅桃色的网，从山顶上撒下来，笼罩着全山“

小学读书时，张爱玲还写成手抄式小说，在同学中传来传去。写的是三角恋爱的悲剧。

女主角叫素贞，和她的情人游公园，忽然有一只玉手在她肩头上拍了一下，原来是她的表姐芳婷。她把男朋友介绍给芳婷，便酿成了三角恋爱的悲剧。素贞愤而投水自杀。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与她十几年后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中的女主人公名称、性格、命运皆有相同处，说明了张爱玲做小说的天赋。

张爱玲小学就读于上海黄毛小学，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玛丽亚女校。这一时期她跃跃欲试于文学创作。她的国文老师汪宏声，是一位颇有些国教之道的教育家，在教会学校当局普遍轻视国文的情势下，仍旧重视国文训练，尤其注重作文。

于是，与其说张爱玲是他的得意弟子，不如说正是他的诱发，从根本上唤起了张爱玲潜在的文彩神韵，挥洒出她最初的华章。第一篇作文《看云》，汪先生便发现了张爱玲的才气，极力赞誉她的才情。但张爱玲却是默默地做一个本分而且有些懒惰的学生，“精神长期的萎靡不振”。每每教师问及课卷及其它事，她总是双手一摊，迷迷糊糊地说：“我忘了。”

但这并不影响张爱玲的文章名气，教师们也理解了爱玲是因为家庭的不幸才变得如此沉默。

这一时期，张爱玲在校刊《国光》上发表了习作：小说《牛》，历史小说《霸王别姬》，以及一些书评、论文。她自己也开始涉猎她所喜欢的作家名著。

在当时，她最喜读张恨水的通俗小说，并为此常与喜欢读张资平小说的同学辩论。受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熏陶，十四岁那年，张爱玲写了一部长篇的纯粹鸳鸯蝴蝶派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订成上下两册的手抄本。回目是父亲代拟的，碰到父亲情绪好时，他也颇喜欢与爱玲闲谈。共计五回：“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应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收放心浪子别闺园，假虔诚情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音间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怡荡情侣共嬉春”，“陷阱设康术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开头是秦钟与智能儿坐火车私奔杭州，自由恋爱结了婚，但是经济困难，又气又伤心。后来是贾母带了宝玉及众姐妹来西湖看水上运动会，吃冰淇淋。

但行文运词却如出自“红楼”一家，令人惊叹爱玲熟读红楼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而发表在《国光》上的《牛》又颇有新文学的风雅，描写了农村的贫穷却又田园的生活。《霸王别姬》却如出之壮士之手，其文笔老道，立意锐新，是后来许多写此类题材的文坛大家不能相左的。

中学毕业那年（一九三七年），张爱玲的母亲从国外回来，母亲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教养都是张爱玲心仪已久的。这使脾气暴躁的父亲不能容忍。恰逢此时，张爱玲又提出了留学的要求。对平时不甚言语的张爱玲来说，这无异于一次糟糕的讲演，父亲哪里肯听这番训语，便与后母一起“教导”爱玲。不久，为一生活小事，后母动手打爱玲时爱玲予以防卫，便遭到了父亲的毒打，并监禁在一间空房里。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让请医生。就躺在冰凉的床上，爱玲望着秋冬淡青的苍天，蓝色的月光，体味出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许多逃脱的计划，像“基度山伯爵”、“三剑客”那样，像中国旧小说《九尾龟》里的情节那样，做了种种设想。终于，在快近阴历年的时候，一个隆冬的夜晚，她逃出了充满腐败气味的旧家庭。

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到父亲家。在母亲家里刻苦读书，预备考伦敦大学。但过往的萧杀岁月却已像极热的铁烙，印在她早熟的心间，并使她从此珍惜人世间一切可以品尝到的舒适，并在品尝的同时仍抹不掉心底深处的悲凉。经过努力，考取了伦敦大学（伦敦大学那时在上海举行招生考试），因为战事，英国没有去成，而改入香港大学。

在香港大学，张爱玲共待了三年。

离开了父亲阴沉的旧宅，离开了母亲有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爱玲感到了一种心身自由的舒畅。尽管复杂的家庭纠纷已使她的人生观蒙上了灰色，但她仍旧在同学中是一个沉默的女孩。但热爱生命，对世界充满了新奇与兴趣的爱玲却渡过了她生命中生动的一页。

香港是一个商埠，那里集中了殖民文化的浮华与喧嚣。爱玲的同学中，多半来自印度，马来西亚，英国以及欧亚混血等富足的华侨之女。她的同学中，有极聪明的印度女孩莫黛（后来成为张爱玲的挚友，张爱玲为她取名炎樱），有马来西亚华侨，在修道院读过半年书的金桃，会跳美丽平和的马来舞；还有纯洁的香港姑娘月女，每每担忧着被强奸的可能。这里的生活气氛轻松而又明快，张爱玲与好友炎樱常常沉浸在日常生活里具体的乐趣中，一起看电影，一起吃冰淇淋，一起去跳舞。张爱玲最初的留学日子里，充分享受着生命的精美。

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张爱玲的志向，张爱玲在沉闷的家庭里曾悟出她的做人之道：“一个人假如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在这种人生观的影响下，张爱玲的学生生活充满了计划。她与炎樱随意任性的性格不同的是，读书十分勤奋，甚至到了发奋的程度。她天生的聪颖和后天的努力，以及她的早熟及其世故，使她在豆蔻年华便能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门功课总是考第一。甚至有一位先生对她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有给过别的学生似张爱玲这样高的分数。张爱玲连得了两个奖学金，不是香港战乱爆发，她很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继续深造。在这样的发奋下，她的英文出奇之好，“好过中文”，她的姑姑也赞叹她是：“真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并非说她看内容，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于是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这为她后来回上海谋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张爱玲的同学中阔人太多，张爱玲更是沉默寡语，冷眼审视。她的社交范围不广，只是同好友炎樱亲如手足。经炎樱的介绍，她认识了几个人物，其中有一个嫁过几次不同人种的广东女子麦唐纳太太，这女人后来便成为《连环套》中的主人公霓喜，还有一个本分的英国教师，罗杰安白登，这便是《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娶了中国女孩的罗杰先生。因为此时的爱玲纯粹是冷眼旁观，这些人物给了她深刻的印象，他们好像活泼地嵌入了爱玲的脑海里。

香港大学三年级时，香港战争爆发。对于一帮沉溺于歌舞升平的富家子弟来说，不能够从更深的一层去理解战争。能够不理会的，一概不理会，在出生入死中只是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张爱玲在对这段经历的回忆时做了一个比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张爱玲却没有睡着。战争的种种恐怖都清晰地刻在她的脑海里。她经受过家事变迁，人情冷暖，但枪声炮火给予她的刺激却是空前的。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就躺在自己的身边，眼前穿梭般来去血肉横飞的人们，耳边是枪鸣炮轰，张爱玲的心收得更紧了，她把自己牢牢地关紧，处乱世于不惊，居险境于平和，竟在炮火中又重新读了《官场现形记》，仅仅担心的是能不能够读得完。除此之外，便冷眼观察乱世中的人生，此时的人生如同唐诗所形容的“凄凄去亲爱，淫淫入烟雾”。许多人耐不住这空虚和绝望，而急急结婚了。张爱玲亲眼目睹了一对男女在空袭中却要借车子去领结婚证。望着并不十分“善眉善眼”的男人和亦不超凡出众的新娘，爱玲的思绪总是围绕着“生命到底是什么？”反复思忖着。也许在此时，她已孕育出几年后震惊文坛的杰作《倾城之恋》。

休战后，张爱玲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她自己追忆着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有良心的看护。她对病人的态度冰冷，因为看到生命在他们那里受难。受难的生命在张爱玲那里从根本上是不容的。她理念中的生命，应该是享用，各种各样的，从颜色到味觉，都应如此。然而现实中的生命处处是受难，她见过在战争中只剩下饮食男女这两项本能的大学生，看见了战后人们食欲的变态享受，使香港成为空前的美食城，看见了刚经过战乱就开女学生玩笑的日文教授，她终于得出结论：“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

‘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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