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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部分（第1页）

言。我不想随大流。大家都做的事没有刺激性，没意思，何况已有人去做，我不想凑趣儿。我相信我的能力和才华，我认为我可以做更多更好的事情，不去做不发挥岂不太浪费！所以我就时常在想我应该做什么，想好就去做，去做就玩命做成，如此而已。

有许多人说我“太狂”、“太傲“。我有狂气，有傲气，但没有“太”字。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我始终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不愿意虚度年华。造物主给予电影女演员的时日并不多，所以我最珍惜，我竭力在我有生之年为社会。为自己发挥、发射出来。我不停顿地发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对自己提出一个又一个高不可攀的要求。在过去的七年里，“棒”和“捧”都没有对我造成根本的损害。我的心理状态一直在起伏与波动中努力保持着平衡。把握并不认为我个人与人品有多么的低劣，也从不觉得我的人品与艺术有多么的地高尚。我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有七情六欲及各种人之特点的人。在《我的路》发表后一些报纸争相登载批判的时候，我象“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为我一个小小人物的一篇仅三万字的文章如此大动干戈，实在是小题大做。我值得，他们太不值得。《我的路》字字句句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实话实说，而那些批判文章却抽象空洞，用大帽子压人，是地地道道的“党八股”。压是压不服我的。现在，报纸有在登载我在美国的“表现”，大加赞誉，观众也来信夸我有骨气，有民族魂。我觉得我只不过做了一个中国人都会做的事情。大多数没美国华侨对中国大陆缺乏起码的认识与了解，我只不过给了他们做了一些真实的说明。如果这叫“表现得好”，那么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比我表现得更好。其实我的觉悟并不高，而且一向爱发牢骚，有时自命不凡，自认有使命感，时常慷慨激昂地发一些忧国忧民的议论。此次去美国，朋友们都为我捏了一把汗。他们轮流给我下“小灶”，逼着我背x会x中精神，我到现在还没有背全。我是扶不起的“刘阿斗”可我对祖国有着朴素深厚的感情，是脚下的这块土地把我养大的。在国外，一听人说大陆不好，我就忍不住要跳起来进行反驳。我经常气呼呼地同别人大讲中国的好处，直到精疲力竭。在洛杉矶。一位来自台湾的女记者说：“蒋介石抗日”，我说“毛泽东抗日”我们大喊大叫。车差点翻到沟里去。中国是我的母亲，我发牢骚是希望母亲更美好，异族人说她不好是对母亲的亵渎。这有本质的区别。这就是一个配套中国老百姓的心理。也许这种心理有狭隘，但我决不为自己的狭隘而羞赧。

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干了一件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会干的事情，却得到这么多的赞扬，我实在是惶惑的很，紧张的很。我不大怕“棒”，却很恐惧“捧”。也许，人们对我的失望的一天就在眼前。我的那点可怜的才华又怎能够同这样巨大的“名声”抗衡呢！我仿佛被鞭子狠狠的抽打，去追赶远在我面前的“名声”，永不能停息。我似乎被自己的“宣言”逼到绝路，被报纸逼到绝路。我随时随地都在“四面楚歌”的境地，每时每刻都在“背水一战”。

我时常想到大马哈鱼。为了产卵，它用自己的身体在水底的泥沙中拼命地翻滚，直到滚出一个洞穴来。到头来，它遍体鳞伤，尾巴断了，鳃烂掉了，产了卵后，还要死在洞穴旁边，让新生的小马哈鱼吃它的肉长大……每当我想起这极具牺牲精神的可敬的鱼类，我就要深深的感动。为了我所热爱的电影事业，我愿意做一条大马哈鱼。话说回来，我不这样做也不行。我就是太投入。对事业、对父母，对家庭、对朋友，对亲爱者，我不能不投入。除非我什么都不做，什么也不想什么也没有，除非我死了。

有朋友说我“不太聪明”。是，我不停的给自己设置了额外的困难。在不知不觉件，我走出的这条路已有好长一截了。要到回去与向前走同样的困难。也许到回去更困难。那么只好往前走了，这样也好，反正刘晓庆已经“不可救药”了。还是说点别的罢。我作为独立制片人摄制的影片终于同广大的观众见面了。虽然删去了“独立制片人”的字幕，但“独立制片”这种形式确实存在过的事实谁也不可否认。虽然“独立制片并不是什么创造发明，但在建国以来的电影界确属首次。为此，我感到得意。

在得意的同时，回顾两年来的坎坷曲折，不由得为我当初的勇气而感到吃惊。但是，我更为我当初支持我的珠影孙长城和蛇口招商局袁庚董事长的胆略而吃惊。

我，一个年轻的女演员，有时连自己的工资都弄不清楚，担任独立制片人自然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影片的导演、制片主任，也都是平生第一次担任要职。厂长和董事长凭什么这样毫不犹豫地信任我们？支持我们？要委以重任呢？

一九八四年国庆节前后，我被把《无情的情人》搬上银幕的想法激动着，处在一种迷乱的兴奋状态中。带着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劲儿，在新加坡、香港、北京、深圳，我象祥林嫂一样逢人就问：“请问你能不能为我们的电影投资？”可是我四处碰壁。人们都对我摇头。他们说，你当演员我们欢迎，要当制片人，我们不能把钱往水里扔！

我怎么可以忘记珠影厂长孙长城！在去新加坡的飞机上，我带着一种狂热和绝望的、向他述说我的“宏图”，他平静地说：我支持你“这句诺言他一直实行到今天。

我怎么可以忘记蛇口招商局企业家袁庚！他在香港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在人声鼎沸的大厅中，我第一次见到他。我握着他的手，象对着高山峡谷一样喊：“请问可不可以为我们的电影投资？”他说“可以。”我高兴得差点没有跳断了高跟鞋的鞋跟！

还有我自己。我怎么可以盲目的自信！什么不成功，便成仁！现在想起来多么地后怕。

还有我的朋友们－影片的导演、制片主任、摄制组的全体同志。他们含辛茹苦，制作完成了这部影片。我怎么能忘记，怎么能忘记呢！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先后换掉的两位摄影师和主演，也忘不了一些同志为闹待遇罢工、吵架给摄制组带来的困难与压力。我忘不了在阿坝草原为了多要钱一天之内全体司机将车辆搬走。更忘不了阿坝县委动员全县的车辆包括救护车给我们救急！

尤其忘不了的是一位香港老板开头热心地答应为我们投资，中途突然背信弃义，中断汇款，使我们困在海拔2700米的高原上……

这一切的一切，确实太令人难以忘怀。

我不安分守己。我老想标新立异。也许我所受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受的这一切，都是我该受的。我活该如此。

我毕竟忍受了过来，只是切莫问怎样忍受！

我到底做成了这件事。我向新的领域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探索。我们终于有颜见江东父老了！

在这里，我要向孙长城、袁庚及摄制组的全体同志们，向帮助过我们工作的同志们，致以我深深的感谢！为了支持我们的改革尝试，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付出了许多的辛劳。

我还要向那背信弃义的香港老板以及一切不良形象表示我的深恶痛绝。有朋友劝我，“别当基度山伯爵。”我不。我就要作基度山伯爵！“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没有恨也就没有爱，恨得深才能爱的切！

通过十年来从事电影工作，我逐渐明白了我的位置，我认识到我已不可能在完全再属于个人，而大部分要属于社会，属于观众朋友们。他们像关心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我，不仅注视着我的将来。我也认识到必须随时要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朋友们，以取得最大的许多的理解和谅解。

前一段时间，有一家小报登载了我即将去法国留学的消息。许多观众闻讯后纷纷来信，既问这个消息的准确性，也陈述各自的看法。

目前，我国有些影星在国外留学。不少同志对他们表示鄙夷。我认为，人各有志，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合发挥自己的天地，这不能勉强。再者，出国并不等于不爱国，不出国也不等于爱国。年轻的同志出国去拓展视野然后回来更好地为国服务，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现代史上，孙中山、周恩来、鲁迅、华罗庚等著名人物都曾经漂洋过海，学成回国后成为振兴中华民族立下了丰功伟绩。

几年来，我有过多次出国深造的机会，条件也十分优越。但我从未考虑过。我对祖国，对事业、对自己的前途始终抱有信心，我认为，放弃大好年华、大好时机、大好实践机会去闭门读书是一件蠢事。

从影十年，我遇到了许多坎坷：《神秘的大佛》遭到批评；我个人的生活受到大面积的干涉；《原野》不能在国内上映；《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不参加评奖；《我的路》受到批判……等等等等。可是，我从没有动摇过我对电影事业的信心。我还能悄悄地治好心灵的创伤，擦干眼泪，一如既往地进行新的工作。而这一次，我觉得深深地被伤害了。为拍《无情的情人》，我们吃了多少苦哇！只有天字第一号傻瓜才会去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我就是这样的傻瓜。可是，对祖国的电影事业来说，这样的傻瓜并非毫无益处的啊！十年来我承受了那么多，太多了！我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而我都承受过来了。不管我们的拍摄水平如何，希望影片能与观众见面，实在是一种起码又起码的要求。为什么老要伤我们这些兢兢业业搞事业的人的心呢！我灰心极了。好吧，既然不让我干我就不干了。我立即向北影厂党委递交了去法国学习的申请书。我下决心任何劝阻也决不回头。

过一段时间，我接到法国文化部即巴黎自由高等电影学院的邀请。既不少自费也不是公费，而是由法国方面提供的全额奖学金，邀请我去法国作学者访问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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